是路过。”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不是路过。他可能只是想看看你会不会出来。”
那天傍晚，我骑车去了一趟双河村。刘德厚家的院门半掩着，他正蹲在院子里择一把青菜，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骑着摩托车从他家门口经过的时候放慢了速度，没有停下来。他也没有抬头，继续择菜。我骑着车过去了。
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刘德厚那件事的资料又翻了一遍。那些材料已经被我翻过很多次了，纸页边角已经起了毛边。我和王德厚在办公室里隔着桌子说：“我想接刘德厚那个案子。”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面上：“你想好了？”他说，“刘德厚那个案子，是信访系统里挂过号的。你要是接了，就得有结果。如果办不成，他以后不会再信任何人了。”
“我想好了。”我说。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说支持也没有说不支持：“那你先去找小赵，让他把当年的信访记录调出来。然后去找老周，看财政所那边有没有相关的经费记录。材料越全越好。”
下午我去了财政所，老周正在整理票据。我把来意说了，他在抽屉里翻了一阵，拿出一本旧账本：“刘德厚那个案子，我这边没有直接的经费记录，但有一笔宅基地勘界费，时间对得上。”他指着账本上的一行字，“这笔钱是当年镇上垫付的，后来县里没有批下来，就一直没有核销。”
我记下了那个时间，从财政所出来站在走廊里点了一根烟。那笔勘界费还在账上挂着，说明当年确实有人动过这件事，只是走到一半就停了。那几年，他的材料在村部、镇里、县里之间往返的路线，像是被反复折叠过一样，最终停在了他自家的抽屉里。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小赵的办公室。他正在整理一份信访台账，我把来意说了，他合上本子站起来：“刘德厚那个案子，我帮你翻一下。”他在档案柜前蹲了一会儿，翻出几页旧材料：“这是当年的信访登记记录，时间、诉求、处理情况都在上面了。但是下面写着‘材料不全，已退回’。没有写退回给谁。”他站起来，把那几页纸递给我：“你要接这个案子，就得先把材料补全。”
我拿着那几页纸回到办公室，从头看了一遍，用铅笔在页边加了几行备注：“已查信访登记，材料退回，去向不明。需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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