够远，再浓的感情都会消磨掉，到时候自己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对，正常人。
回到东跨院之后，徐中行让赵福把江南盐运案的所有卷宗都搬进书房。
卷宗足有两尺多高，堆在书案上像一座小山，封条上盖着刑部和大理寺的双重火漆。
徐中行心里飞快地梳理案情，盐运使衙门七年来的账目差额超过八十万两白银，稀奇的是这八十万两的去向竟无人知晓。
盐运使死前留下的话：“我若是说了，死的不止我一个”。
徐中行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方向。
能让一个三品大员宁死不敢开口的，这案子背后不是几个府县官员就能扛得住的。
他用了两天时间把全部卷宗看完，第三天清晨便去兵部调了一队便衣缇骑，户部支了办案的银两，吏部办了沿途驿站的勘合文书。
按朝廷规制，钦差出京有一套极其繁琐的仪仗。
八人抬的绿呢官轿，数十名随行护卫，沿途官员在驿站迎送参拜，每过一个州县都要摆出全套的钦差排场，鸣锣开道，净水泼街。
等这些阵仗浩浩荡荡地挪到江南，少说也要大半个月。
徐中行对外宣称的行程正是如此：钦差仪仗照常出发，一路招摇过市，让沿途的官员都以为他还在路上慢慢地走。
暗地里他早已轻车简从，只带了两个最得力的人。
赵福，以及一个在大理寺跟了他多年的老书吏方先生，两人都是死心塌地的心腹。
三人扮作贩绸缎的客商，从通州码头搭了一艘快船，沿着运河南下，昼伏夜出。
他把钦差仪仗远远甩在身后，给自己腾出了七八天的时间。
这七八天，就是他微服私访的窗口。
淮安府是江南盐运的枢纽，也是这桩贪墨案的核心地带。
他到达淮安的那一日，天正下着蒙蒙的细雨，运河水涨得混浊，码头上到处是扛着麻袋的脚夫和撑着油纸伞的商贩。
他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客栈住下，要了一间临街的房，窗下便是淮安府最热闹的盐市街。
方先生去盐市上转了一圈，再结合自己多日的调查，说市面上流通的盐引比官府核发的数目多出了将近三成，多出来的盐从哪来的，不用查也知道。
徐中行正坐在窗边擦拭他的剑，剑身三尺二寸，窄而薄，是他十七岁那年靖远侯送他的冠礼，剑柄上刻着“中正”二字，他很少拔它出鞘，但每次出门办案必定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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