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的上海站，出站口挤满了人。
拎蛇皮袋的、扛编织筐的、抱孩子的、推自行车的。
广播里循环播着“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声音劈了叉，混在人群的嘈杂里。
陈大炮背着帆布袋走在前面，一只手拎着军挎包，另一只手护在林玉莲身侧。
一米八五的块头，硬生生在人堆里推土机似的趟出一条道。
林玉莲跟在后头，愣是连片衣角都没让人擦着。
出了站。
天灰蒙蒙的，透着股阴冷。
空气里全是煤烟混着黄浦江的腥气。
林玉莲站在站前广场上，抬头看了一眼。
马路对面是一溜光秃秃的法国梧桐，后头的老洋楼上刷着红漆大字：只生一个好。
她站了很久。
“认得路不？”陈大炮在旁边问。
林玉莲点头。
“认得。”
从火车站到愚园路，要坐两站公交加走一段弄堂。
公交车上，林玉莲几乎是贴着车窗在看外面。
百货大楼，老虎灶，炸油墩子的摊，修车皮子的老师傅。
这是梦里熬了十年的景。
可现在看着，觉得既近又远。
弄堂口的歪脖子槐树还在，粗了一圈。当年摇唤头的哑巴理发匠，却没了踪影。
陈大炮余光一扫，瞧见儿媳妇的手直打哆嗦。
他没吭声。从挎包里掏出军用水壶，倒了半搪瓷缸热水，往前一递。
林玉莲没接。
她盯着窗外，嘴唇抿成一条线。
下车。过十字路口。
转进一条夹着法国梧桐的柏油路
愚园路。
林玉莲的脚步慢了下来。
最后步子拔不动了。
陈大炮跟着停脚。
前面五十米，是一扇铁皮大门。
门皮上的绿漆剥落了大半，露出锈迹斑斑的底色。
门头上原来嵌着一块青石匾，匾上的字被水泥糊住了，只隐约看得出一个“林”字的轮廓。
门两边的墙上拉着老化的电线，电线上挂着几条旧被单和一件蓝色的工装裤，随风晃荡。
陈大炮看了看铁皮门，又看了看林玉莲。
林玉莲的眼眶红了。
她没哭。但整个人僵在原地，像被钉住了。
“这就是？”陈大炮问。
林玉莲点头。
“以前……以前不是这样的。”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以前门口有两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整条弄堂都是香的。门是木头的，刷的黑漆，铜把手。我爹每年除夕亲自擦铜把手，擦得跟镜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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