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一百人，占总兵力百分之八点四，每千名战斗兵配有约八十五名卫生人员和十二名正规军医。
而国军中央调整师约一万一千人，全师卫生人员不足两百人，每千名战斗兵仅有约十八名卫生人员和不到两名正规军医。
日军军医全部毕业于帝国大学医学部或陆军军医学校，接受过系统的野战外科和防疫学训练，卫生兵也需经过半年以上专业培训。
国军军医来源混杂，一九三七年全国登记在册的西医仅约九千人，军队系统不足两千人，大量中医、药铺郎中充数其中，不会做清创和截肢等基础战伤手术。
装备药材的差距同样令人绝望。
日军每名士兵配发个人急救包，野战医院有完整手术器械、X光机和输血设备，一九三八年后逐步列装磺胺类抗菌药，军队饮用水全部经过过滤消毒。
而国军士兵大多数没有个人急救包，负伤后只能用脏衣服和破布自行包扎。师级卫生队只有最基础的碘酒和普通绷带，麻醉剂、吗啡、破伤风抗毒素极度稀缺。
部分部队截肢手术只能用木工锯和普通菜刀，消毒仅靠白酒。磺胺类药物在中国基本空白，伤口感染根本没有有效控制手段。
这些差距最终都反映在了数字上。日军整体战伤死亡率约百分之十到十二，而国军高达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地方部队甚至超过四成。
死亡者中约六成并非伤重不治，而是失血、感染、转运不及时导致的可避免死亡。
日军非战斗减员仅占总减员约三成，以皮肤病和轻度肠胃病为主；国军非战斗减员占比高达五到六成，疟疾、痢疾、疥疮比比皆是，部分部队开赴前线后未战先病三分之一，甚至出现过霍乱流行。
顾长柏后来在沈阳城下守了两个多月，深知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每一分差距都意味着成百上千条可以避免的人命，这也是他为什么把卫生队建设看得跟炮兵一样重要的原因。
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设187个学院，文法类占59%，理、工、农、医实科仅占41%；全校在校生总计44167人，其中文法商教育类占74.5%，理工农医实科仅占25.5%，实科在校生总数不足1.13万人，理工医三类合计约1万人。
当年全国大学毕业生共7034人，其中理工医类毕业生不足1800人，完全无法匹配全国工业建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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