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车都得小心翼翼。逢场天，挑担子的和骑摩托的挤成一团，卖菜的箩筐和停着的拖拉机堵在一起。修新街，拓新区，这是大势所趋，谁也拦不住。
可偏生这规划图纸上的红线，就画到了街口那两块碑的位置上。规划局的人带着皮尺和图纸，在街口蹲了整整一个上午，量了七杀碑又量无字碑，在本子上记了一大串数字。七杀碑是文物，动不得——县文化馆早就挂了牌，说这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见证，属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可无字碑不是文物，它只是甄贤公公当年出征前立的一块石头，上面一个字都没有，在官方档案里连个名目都没有。规划局的人来勘测的时候，拿皮尺量了量，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无主石碑一座，需迁移”。那“无主”两个字，像两根刺，扎在甄贤婆婆心里。
消息传到甄贤婆婆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给老栗子树浇水。水瓢从她手里滑下来，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把她的布鞋都溅湿了。她扶着树干站了很久，久到月生伯伯以为她中了暑，跑过来扶她，她摆摆手，说了句：“他们要拆你爹立的碑。”那天傍晚，她没有去街口站着——这是五十多年来头一回。她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对着那棵老栗子树发呆，从夕阳西下一直坐到月上东山。
自从上次统战和台办的人来过之后，甄贤公公便如同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有了新的讯息。那封盖着红章的公函上明明写着“正在办理相关手续”，可这“相关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从秋天办到冬天，从冬天办到开春，现在又到秋天了，至今也没有下文。
茶馆门口的老榕树黄了又绿，绿了又黄，白果树的叶子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月生伯伯去镇政府问过几回，大舅也是一脸无奈，说县里报到了省里，省里报到了北京，牵涉到****，审批程序复杂得很，谁也说不准要多久。
郑光才能回来，是因为他在云南有产业、有退休工资、有明确的身份。甄贤公公在台湾，情况完全不同：他是国民党退役将领，从好的方面说，他曾经为抗日做出过重要贡献，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的部队也曾和解放军有过对峙。他当年和几位战友密谋参加起义投诚，计划还没实施，老蒋一纸调令，让部队先去台湾。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复杂的背景，让他的回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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