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他用这种对照的方式，把阿爷的经验和书上的理论一一对应起来，像是在做一道很难的证明题。
他把这个笔记本给我看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没读过什么书，可我觉得阿爷的经验里头有学问。我就是说不出来——就像你东西哥在黑板上画圆，他知道那个圆为什么是圆的，阿爷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施肥，可你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不出来了。我想帮他说出来。”我说你这个笔记做得比我们班的王红梅还认真，他挠了挠后脑勺，憨憨地笑了笑。
有一天傍晚，他带着我去看他的“试验田”——那是他偷偷在屋后开的一小块地，冷姑爷都不知道。地里种了几垄玉米，每垄之间套种了不同密度的花生。旁边插着一块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每垄的播种日期和施肥量。
“我想看看不同密度对产量的影响，”他说，蹲下来仔细端详着两垄长势不同的玉米，“这垄种得密，这垄种得稀。按照书上说的，密度适中产量最高。可阿爷说种得稀，每株能分到更多养分，棒子更大。”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指着那片试验田说：“等我搞清楚了，我就跟阿爷说，咱们家的地可以按照科学方法来种。立体农业是对的，可怎么个立体法，还得靠数据说话。明年我打算把这块地扩大，每种方案种一垄，到了秋天一称重量就知道哪个最好了。”
我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只比我大几岁的表兄，跟我想象中的“农民”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在种地，他是在做研究。他在这块小小的试验田里，探索着土地的秘密，就像东西哥在黑板上探索几何的秘密一样。
只不过他的实验室是这片山坡，他的实验器材是锄头和镰刀，他的实验数据是一粒粒金黄的玉米。
有一天下午，雨萍姐姐也来了。她手里提着两兜东西，一兜是给莫愁姑姑带的红糖，一兜是给冷姑爷带的茶叶。她说东西哥这几天忙着给下一届初三备新课，没空来，让她来看看金娃子。
她穿着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白生生的手臂。脚上蹬着一双解放鞋，鞋底沾满了泥土——她是从重阳镇走路过来的，走了将近两个钟头。
她把东西交给莫愁姑姑之后，就跟着茹心表妹去地里帮忙。她手脚利索得很。蹲在花生地里拔草，手指翻飞，一把一把地拔，比二表姐还快。一边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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