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一贫如洗，田产变卖殆尽，连糊口都成了难事。
更苦的是，父亲刘书云死的也早，刘珍年那时才刚记事，不过几岁年纪，而刘锡九尚在襁褓之中，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住，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
在刘珍年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只有母亲张氏一个身影，日夜操劳，缝缝补补，咬牙撑起这个支离破碎的家。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苦得看不到头。
等到刘珍年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张氏看着两个骨瘦如柴的儿子，心里比谁都清楚——庄稼人想要出头，唯有读书；想要不再受穷，唯有识文断字。可家里穷得叮当响，别说是私塾学费，就连买纸笔的钱都拿不出来。
走投无路之下，母亲只能抹着眼泪，向远在山东博兴的娘家求救。
母亲张氏，出身博兴张氏一族，虽不是名门望族，却也是当地正经的农户人家。张氏的兄长，也就是兄弟二人的大舅张守义，是个老实本分、重情重义的庄稼汉。得知妹妹在河北过得如此艰难，独自拉扯两个孩子，张守义二话不说，变卖了家中部分粮米，揣着省吃俭用攒下的银钱，一路风尘仆仆从山东博兴赶到河北南宫。
那是刘珍年记忆里第一次见到舅舅。
彼时的张守义还年轻，皮肤黝黑，手掌粗糙，满是种地磨出的厚茧，衣着打满补丁，却眼神忠厚，看着两个外甥满是心疼。他家里的日子本就不宽裕，可还是咬牙留下一大笔钱，足够母子三人糊口度日，更足够供刘珍年进私塾读书。
正是靠着舅舅这笔救命钱、读书钱，刘珍年才没有像其他穷孩子一样下地种田当一辈子庄稼汉，才得以进私塾识文断字，学了一身文化，为后来从军、做事打下了根基。
后来年岁稍长，刘珍年为了混口饭吃，去县城杂货店当学徒，受尽欺辱，一次与人争执大打出手，年轻气盛的他一怒之下投了军，投奔了李景林的部队。可那个年月，底层士兵军饷微薄，时常拖欠，连自己吃饱都难，根本顾不上家里。
偏偏就在这时，刘锡九下定决心，要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以求报国出路。可路费、学费、食宿费，又是一笔天文数字。家中早已徒有四壁，只剩三间破屋，田产尽数变卖，半点积蓄都没有。
就在兄弟二人走投无路、绝望之际，又是远在山东博兴的舅舅张守义，托人千里迢迢寄来一笔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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