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一旦价格波动，亏损来得比制造业更快。
去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年初预期低了将近两个点，主要是几个传统重工业板块拖了后腿。
省里最大的几家国有矿山和冶炼企业，亏损面在扩大。
工人工资的发放已经出了问题，有的企业拖欠了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这个词一出来，客厅里的气氛微不可察地沉了一下。
拖欠工资超过三个月，意味着企业账上已经见底了。
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已经枯竭，意味着工人的家庭储蓄已经见底。
超过半年，工人就会开始离开、上访、或者做更极端的事。
这是一条高压线，谁碰谁出事。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赵国强接过话头。他的语气比宋明远更平稳，带着发改委特有的那种全局视角：
“湘南的情况不是个例。去年全国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省属国有工业企业出现亏损，东北老工业基地比湘南更严重，亏损面接近一半。
核心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产品结构老化、债务负担沉重、人员冗余严重。”
他看了一眼茶几上那摞文件，像是在确认某个数据的位置，但没有去翻。那些数字他不需要翻。
“就拿湘南来说，那几家老牌矿山企业，很多是五十年代建起来的。
设备用了三四十年，工艺早就落后了。市场要的产品他们产不出来，他们能产的东西市场不要。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靠注入资金或者贷款解决不了。”
他停了一下，把最后那句话放得轻了一些，但意思很清楚。“不改，活不了。改，也要付出代价。”
客厅里安静了片刻。暖气片的轻响在空气里格外清晰，像一根很细的弦在远处被拨了一下。
赵国强没有把话说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是什么。改，要付出的代价，谁来付？
柳建国替他问了。他用一种很淡的语气，像是在自言自语，但声音足以让在座的每一个人听清楚：
“代价由谁来承担？”
没有人回答。也不需要回答。这句话本身就是答案——代价还没有找到承担者，这就是为什么改制迟迟推不下去。
工人不愿意承担，企业没能力承担，政府也没想好怎么承担。
柳建国的目光重新落在宋明远身上。他没有继续追问那个问题——那不是今天能解决的。
他换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语气随意但切入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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