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了这种事情，那还不如大大方方摆在台面上来办，给予富人们外在的体面和虚荣，同时侧面刺激他们消费，还能减少官员在其中的议价空间。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经济发展的地位，让人们意识到有饭吃有衣穿，离不开商人们的建设。
虽然不会改变重农抑商的本质，但对商人们要适当放松压制，因为商业的本质就是调度资源达到更合理的分配，这是政府的最本质意义，现在借助部分商人之力来提高效率也无可厚非。
开皇五年，杨坚在乡里设立义仓，其实就是在制度上学习了齐国的富人仓，仓中粮食来源于自愿捐输，但因为杨坚是统战上台，不能大刀阔斧地革新吏治，加上后期朝政败坏，使得义仓演变为必须缴纳的租税，核心运作模式为“储粮备荒”，即在丰年积谷以备凶年，于灾年或青黄不接时开仓赈济、或借贷给百姓。
搞笑的是，由于杨坚把义仓看作自己的私产，对义仓的赈济标准十分严格，导致许多官员平时不肯轻易开仓，生怕皇帝下旨查账，间接使得民不聊生、促成兵变；而到了大业末期，隋朝官员内部起义的时候，就利用开仓放粮来转移矛盾、笼络人心。
杨氏像守财奴一般守着人民的财富不肯归还人民，最后却让义仓成为臣子跳反的绝佳工具，刘武周、李密就是靠着一招得势的。
李密向翟让献策“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翟让不太敢，觉得李密你行你上啊，李密就真上了，攻克兴洛仓打开仓库听凭百姓拿走粮食，百姓扶老携幼来拿，甚至有的人拿不动，一边走一边丢，地上几十里都是白花花的粮食；
李密也因此集众数十万，一跃成为问鼎天下的群雄之一，可以说隋朝把用来抚平民心的义仓玩成了掘墓机器，不得不说杨家人治国当真是天下一绝。
而唐朝的义仓始建于贞观二年，从王公到众庶都根据田亩数缴纳对应税额建立义仓，等于是额外的赋税了，但最终是用在保护赈济更弱者上，在道义上占据天然大义，因此反对者寥寥无几，最终李世民能在贞观四年就使唐朝大治，义仓也在其中默默发挥着作用。
甚至于到近代，人们都还受到义仓的影响，只是人们不知道历史：1953年，共和国政府则下令各地义仓改组为农村信用合作社，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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