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尚有四五千残军退守内城，曹师利主张一鼓作气，趁敌军惊惶失措之际，直接附城强攻，打其一个措手不及，一举拿下大同全城。
葛怀聪却担心大同内城墙高且厚，而突袭兵马皆是骑兵，又连日长程奔走，人疲马乏，不愿七千骑兵仓促下马去强攻内城，决定等后面的兵马赶到再说。
大越禁军，早年为防范武将擅权，包括营指挥使在内，中高级统兵将官都是严格照三年一期进行轮转、重新任命，严禁武将长期掌握某一支兵马。
这使得大越禁军兵马众多，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严重削弱禁军的战斗力。
元熙年间，为革除旧弊，允许营指挥使、将厢都虞候以及将都指挥使等中层将官长期统领某支兵马，以保持基层军队的稳定与战斗力，但统制、都统制等高级统兵将官的任命、升转，则依旧维持旧制；甚至大部分统制、都统制等将职都有意长期空缺。
待遇到战事需要时，朝廷才会临时委派将臣出任，又或者直接由当时的战场最高级别的都指挥使、都虞候兼领。
葛伯奕临到战时，以经略使兼领西路军都统制，有权节制包括天雄军在内，集结从岚州方向北征的兵马，但天雄军统制犹是空缺。
葛怀聪不仅是葛伯奕的长子，他作为天雄军第三将，乃是大越进入契丹大同战场的最高武将，不仅已经进入大同的骑兵部队受他节制，此时正从朔州境内借道往大同奔袭的一万八千兵马，也都受他节制。
曹师利作为新附之将，心里有太多的顾忌，虽然担心战机稍纵即逝，但葛怀聪不采纳他的建议，他也没有坚持下去。
岳海楼、朱沆未置可否，早就拟定的作战计划便是等后续的步卒赶到，再强攻城中负隅顽抗的强敌。大将擅自更改既定的作战方案，除非有非常必要的理由，要不然即便七千骑兵下马能攻下内城，也是有过无功。
更多人觉得葛怀聪主张乃是稳妥之计。
大同之外，契丹在应州是有三四万兵马，但都被东路军主力吸引住，即便金城、怀仁等城，各有数千兵马不等，战斗力也极有限，短时间内也无法集结增援大同，他们此时清肃外城残敌，控制住四门形势，待到西路军步甲主力赶到，即便短时间内难以拿下内城，胜券也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甚至说不定契丹在应州的兵马，在听到朔州南附、大同被突袭失陷的消息后，不战而溃，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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