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一，年关的影子又近了些。弄堂里的年味却仿佛被连日来的寒风刮淡了，只在水斗边偶尔传来女人们讨论“今年年糕做不做得起”、“小菜场肉价又涨了”的只言片语中，漏出一点痕迹。
陈家的亭子间已空了大半。能带走的东西，用麻绳、旧布捆扎得结实实，堆在墙角，像一座座沉默的小山。不能带走的破桌烂凳、豁口瓦罐，也归置到了一边，等着留给后来的租客或是当柴火。屋子一下子显得空旷了许多，说话都有回音，反叫人心里空落落的。
这最后一天，陈家人没再忙着打包。李秀珍起了个大早，去小菜场转了一圈，回来时手里拎着条不大的草鱼、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还有几样时鲜蔬菜。这在平常是难得一见的“大阵仗”。
“今朝夜里，在院子里摆一桌。”李秀珍对围过来的丈夫和女儿说，声音不高，却很坚定，“请请弄堂里这些年照应过咱们的邻居。赵爷爷赵奶奶，宁波阿婆，孙志成……都要请。算是……告别，也是感谢。”
陈大栓愣了一下，看着妻子平静却不容置疑的脸，点了点头：“该请。”
陈醒和大丫也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这是弄堂里的老规矩，也是人情世故。要走了，总要有个交代，有个念想。
消息很快在弄堂里传开了。反应各不相同。
最先上门的是赵奶奶。老人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进来，手里提着个小小的蓝布包袱。她脸上皱纹深刻，像干涸的土地，眼神却温润慈和。
“大栓，秀珍，”她拉着李秀珍的手，把包袱塞到她怀里，“没啥好东西，一点红枣，自家晒的。你们搬到租界去，人生地不熟，平日里煮粥、炖汤放几颗，补气血。秀珍你身子弱，更要当心。”
包袱不大，红枣也不多，但颗颗饱满，暗红色，透着阳光晒过的甜香。这是赵奶奶从自己紧巴巴的口粮里省出来的。
李秀珍眼眶一下子就热了：“赵婶子，这怎么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赵奶奶拍拍她的手，“拿着！这些年，你们一家不容易，我都看在眼里。二丫聪明，大丫懂事，大栓肯干，秀珍你……苦了你了。如今能搬去好点的地方，是好事，是福气，婶子替你高兴。”
她又转向陈醒和大丫，摸摸她们的头：“囡囡啊，去了租界，好好过。记住，不管到哪儿，人勤快，心端正，总归有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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