焰火熄灭后的第三个小时，天还没亮透，中立避难所的街角已经有人咳嗽。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冻出来的咳，是喉咙深处压着一口浊痰，咳一下，胸口像被铁钩子刮过。最先醒的是住在C区板房里的王建国，他昨夜排了两个钟头队，抢到第一批发放的“通用解药”，扎完针还举着空针管拍照，说要发给女儿看——虽然信号早断了，但他还是每天对着黑屏说一遍“爸爸今天打药了”。
他醒来时手心发烫，以为烧退了，高兴得差点下床煮面。可刚掀开被子，一股寒气从脚底窜上来，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他低头看自己的手背，皮肤底下浮出一层灰蓝色的网状纹路，像是血管里灌了墨水。
他没喊人。
他知道昨天领药时旁边那个穿蓝大褂的医生说过：“初期会有排毒反应，属于正常净化。”他信了，因为那人说话时背后站着全副武装的天空之城巡逻队，胸前徽标闪着冷光。
他爬回床上，用毯子裹紧自己，牙齿磕得咯咯响。隔壁老李听见动静，隔着墙问：“老王？咋了？”
“没事。”王建国咬牙，“就是……有点冷。”
“我也是。”老李的声音闷闷的，“但我觉得是好事，说明药在起作用。”
两人再没说话。屋外风卷着灰雪拍打铁皮屋顶，像谁在轻轻敲门。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街上开始走动的人多了。孩子们穿着补丁棉裤在广场上跑，手里举着画了翅膀药瓶的纸板，嘴里喊着“救世主万岁”。几个大人围在恒温箱残骸前拍照，那箱子三天前就空了，但他们仍把它当圣物供着，有人往里面放干花，还有人点了半截蜡烛。
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蹲在箱边，把雪捏成药丸形状，塞进裂缝里。她妈站在后面笑：“灵得很，昨儿你张叔叔打了针，今早就能下地煮粥了。”
张叔叔确实下了地。
但他没煮粥。
他在医疗站的病床上抽搐，嘴里吐出黑色泡沫，瞳孔放大到看不见眼白。值班护士刚测完他体温——35.1℃，还在降——人就没了。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时，广播里还在播“第二批解药即将投放”的好消息。
没人把死讯和药联系起来。
直到中午，第三个倒下的是刘美兰，社区互助组组长，领药时带头喊口号最响的那个。她倒在自家灶台前，手里还攥着锅铲，脸上凝固着笑。送医途中，她的指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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