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龙的惠龙集团，是当时承诺投资额最大、附带就业岗位最多、并且愿意承担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司。从程序上讲，那是吕州市委的集体决策，是当时环境和条件下的选择。”
他顿了顿，目光悠远，仿佛真的在回溯那段岁月，语气平稳而客观：“现在回头看，项目在环保标准和长期规划上，确实存在历史局限性。那时候的招商引资，更看重经济拉动效应，对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审批流程按照当时的法规进行，但标准本身就不同。这不仅是吕州的问题，是那个发展阶段很多地方面临的共性问题。”
他抬起眼，目光锐利而坦诚地看向李达康，不再掩饰自己曾是决策核心的事实，反而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点：“要追究，那就得把问题放回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那是集体决策，是为了发展。我作为当时的市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这一点我从不回避。但这个责任，是发展思路上的责任，是认识局限的责任，而不是什么个人私利、徇私舞弊的责任。把板子完全打在我个人身上，或者简单地归咎于当时的市委班子，而不看当时的大环境、大政策，那是不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李达康的眼睛亮了起来。他听懂了，高育良这次没有把自己摘出去，反而以一种近乎坦荡的姿态，把个人责任嵌入了“历史集体决策”和“发展阶段局限”这个更大、更厚重的框架里。这面旗帜，比简单地推诿更加坚固，也更能引发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共鸣——毕竟，谁不是在摸索中前进？谁的发展路上没有些“历史的学费”？
“沙瑞金同志要拿这个做文章，可以。”高育良的语气依然平和，却透出经历过风浪的定力，“他可以用今天更高的标准，来审视我们昨天的工作，提出批评，要求整改，甚至必要的话，该拆除的也得拆除。这都是为了汉东更好的发展，我理解，我也支持。但是——”
他的声音略微加重，目光如炬：“如果想越过‘工作检讨’和‘历史经验总结’的范畴，硬要把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决策，扭曲成某个人的政治污点，甚至是非要从中找出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那就得问问，证据在哪里？动机又是什么？我高育良在吕州，在汉东这么多年，是怎么样一个人，组织和群众自有公论。我可以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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