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你倒下了，谁替你扛这面旗。”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我说，没有人能替你扛。但我们可以替你举着。”
蔡锷忽然笑了，笑容里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欣慰。那个笑容让他的脸在一瞬间回到了三十五岁该有的样子——不是那个身经百战的护国军总司令，而是一个为了理想燃烧了全部生命、在火焰将熄时看到后继有人的年轻人。
“好。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信封，递给沈砚之。
信封是牛皮纸的，边缘已经磨得起毛。沈砚之接过来，抽出里面的信纸。字迹是蔡锷的——笔画凌厉，有金石之气，但某些字的末笔微微歪斜，看得出写的时候已经力气不济了。
“这是我的病中遗言。准确地说，是给你和松坡学会诸君的信。”蔡锷靠着床头，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里面写了三件事。第一，护国军不许散。谁来收编，都不要交。第二，接下来二十年，中国还会打更大的仗。你们要活下去，活到那场更大的仗到来。第三……”
他停住了。
“第三是什么？”沈砚之问。
“第三，将来不管谁坐了天下，你们记住一件事。”蔡锷一字一顿地说，“让老百姓有饭吃，有地种，有书读，不受人欺负。谁做到了这四件事，你们就跟着谁。谁做不到，管他什么主义什么旗号，你们都不要跟。这是我蔡锷这辈子用命换来的道理。”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窗外有乌鸦飞过，哑哑叫了两声，很快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里。
沈砚之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将信封贴身收进军装的内袋里。那封信贴着胸口，沉甸甸的，不是纸的重量，是那些字的重量。
“松坡先生，我记住了。”
“记住不够。你得答应我。”
“我答应你。”沈砚之站起来，立正，双腿并拢，右手举到帽檐。军礼。他这辈子行过无数次军礼，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每一个指尖都绷得笔直，每一寸筋骨都像是在做一场无声的宣誓。
蔡锷看着他，没有回礼。他已经虚弱得抬不起手了。但他把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了沈砚之的手。
那只手冰凉，骨节硌得人生疼。但力道很大，大到不像是一个垂死之人能使出来的。
“砚之，我今年三十五。三十五岁，在日本读军校的时候，我给自己列过一个计划。三十岁练成一军，四十岁扫清军阀，五十岁建成一个没有人敢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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