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的雨下了整整三天，到第四天傍晚才收住。雨停之后的天空像是被水洗过的旧绸缎，灰蓝色里透着一层薄薄的橘光，从港口方向斜斜地铺过来，落在唐馆的灰瓦上，把瓦片上的青苔映得发亮。沈砚之坐在唐馆二楼的窗前，手里捏着一封刚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报上的字被雨水洇湿了一角，模糊了几个字，但剩下的内容已经足够了——蔡锷在云南起兵，护国军已经打过了叙府，袁世凯的北洋军连吃了几场败仗，南方各省正在一个接一个地通电独立。他把电报对折，塞进怀里，端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煎茶喝了一口，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脚步声很重，不像日本人——日本人上楼梯是前脚掌先着地，声音轻而碎；这脚步声是整只脚掌拍在木板上，靴底钉了铁掌，每一步都带着一股子心急火燎的劲儿。门被推开，程振邦站在门口，军装没系扣子，领口敞着，脸上挂着一层汗，手里攥着一张船票，船票被他的手指捏得皱巴巴的，边角上印着“长崎—上海”的字样。
“明天一早的船，”他把船票拍在桌上，自己拉过一把椅子跨坐上去，两条胳膊架在椅背上，喘了口气，“老沈，国内打起来了，你还坐在这儿喝茶？”
沈砚之把茶杯放下，看着窗外港口方向那几艘正在卸货的日本商船，船上的桅杆在暮色里像一排黑色的细线，划破了天边最后一抹霞光。他说：“振邦，咱们在日本待了多久了？”
“两年零三个月。”程振邦想都没想就答出来了——对于他这种人来说，流亡的每一天都是在心里刻着的账本，一天都不会记错。
“两年零三个月。”沈砚之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像是在品一个遥远而苦涩的回甘，“孙先生在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跟咱们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一次冲锋就能打赢的仗，它是一场看谁能撑到最后的马拉松。现在袁世凯后院起火了，咱们回去的时机到了。”
他站起来，从床底下拖出一口旧藤箱，藤箱的四个角都磨出了毛边，提手上的藤条断了一根，用一根麻绳重新绑过。打开箱子，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几件换洗的旧军装、一支没有子弹的勃朗宁手枪、一叠孙先生的演讲手稿，还有一面叠得方方正正的青天白日旗——这面旗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从南京带出来的，旗角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是当年在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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