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衣，对着穿衣镜整了整领子。镜子里的人眼神疲惫，但腰板挺得笔直，像山海关的城墙，经了风雨，受了炮火，可骨架还在那里，撑着不肯倒。“孙先生那边我已经辞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至于其他……”
他顿了顿，从镜子里看着程振邦：“振邦，你记得我们离开山海关那天，我父亲对我说的话吗？”
程振邦当然记得。宣统三年那个雪夜，沈老爷子把祖传的佩剑交给儿子，说：“砚之，这把剑传了七代，从没沾过自己人的血。今天给你，不是让你去杀人，是让你去救人。救这天下，救这百姓。”
“记得。”程振邦说。
“那你也该记得，我答应过他什么。”沈砚之转过身，大衣的下摆带起一阵风，空气里细小的尘埃在灯光下飞舞，“我说，此去无论成败，但求无愧于心。现在蔡将军在病中，护国军群龙无首，西南局势一触即发。我若还在这里，为一己之安，那就是愧对父亲，愧对松坡，也愧对那些死在川南的弟兄。”
他说到“死在川南的弟兄”时，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动。程振邦知道他想起了谁——李栓子，那个从山海关就跟着他们的猎户，去年在纳溪战役中，为掩护主力撤退，带着三十个弟兄冲进北洋军的机枪阵地，再也没回来。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家里刚说了门亲事，姑娘还在等着他打完仗回去成亲。
“我明白了。”程振邦站起身，“我这就去收拾。”
“等等。”沈砚之叫住他，从抽屉里取出***枪，递给程振邦，“这个你带着。上海不比云南，这一路上不太平。”
那是一把勃朗宁M1910，八成新，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程振邦接过枪，沉甸甸的，枪油的味道很浓。他把枪插在后腰，用西装下摆盖住，问：“你还有吗？”
沈砚之撩开大衣，腰间别着一把同样的枪：“孙先生送的，说是临别礼物。”
两人相视苦笑。这世道，送枪比送别的都实在。
程振邦离开后，沈砚之在房间里又站了一会儿。窗外，外滩的灯火次第亮起，先是大马路的煤气灯，然后是各洋行、银行大楼的电灯，最后是黄浦江上轮船的桅灯。星星点点的光倒映在江面上，被夜航的船犁碎，又聚拢，像一江碎银子在流淌。
这是上海的夜，繁华得近乎奢侈，也冷漠得近乎残酷。沈砚之在这里住了三个月，从冬天到春天，看着梧桐树从秃枝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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