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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透了。赵婶把阿黄的食物和水放在门口，用一条旧毯子垫在它身下，然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走之前把走廊的灯开着。阿黄没有碰食物，也没有喝水。它趴在毯子上，眼睛始终盯着那扇铁皮门，耳朵竖着，偶尔转动半寸，捕捉楼道里每一个细碎的声响。有邻居上楼，脚步声太重，不是老李。有小孩在楼上跑，脚步太快，也不是。有野猫从楼顶跳过，踩翻了瓦片——更不是。每一次都不是，但阿黄每次都会把耳朵竖到最直，鼻翼翕动两下，然后重新把下巴搁回爪子上。
后半夜走廊的声控灯灭了。黑暗里，阿黄慢慢地站起来，走进空无一人的屋子。它绕过灶台上已经凉透的砂锅，绕过老李喝粥用的那只碗，绕过往常它总是挡在路中间的矮凳，径直走到窗边的藤椅前。藤椅还在，椅背上搭着老李那件藏蓝色的旧棉袄，领口的棉絮露了出来，袖口磨得发亮。
阿黄低头钻进藤椅下面，把鼻子埋进那堆落叶里。落叶已经干了，边缘卷起来，碰一下就会碎。但阿黄闻得到——每一片叶子上都还残留着老李身上的味道。烟草味，铁锈味，还有冰糖雪梨淡淡的甜。它把最圆的那颗石头从落叶堆里叼出来，放在藤椅正下方，然后用鼻子把散开的落叶一片一片地拱回原位，动作慢得像是怕吵醒一个刚刚睡着的婴儿。
然后它趴在藤椅上，把下巴搁在老李那件旧棉袄的袖口上。眼睛睁着，看着门口。尾巴不摇了。
老李走了。阿黄不知道他去了哪，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它只知道，这里还有他留下的味道，这里还有他没喝完的粥、没抽完的烟、没摸够的狗头。所以它要在这里等。等到那扇门再次被推开，等到那根拐棍重新敲响楼梯，等到那只粗糙温暖的手再次落在它的头顶，用那把沙哑的嗓子叫它的名字。
它是狗。它不懂承诺，但它用一生在履约。
窗外，护城河的薄冰在夜风里裂开一道细缝。隐约的水声从缝隙里渗出来，很小，很轻，轻得像某个春天傍晚，老李第一次抱起那只脏兮兮的小土狗时，说出的那句话。
“跟我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