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土狗，被母亲从菜市场门口捡回来。那时母亲说：“家里太空了，有个活物，添点声响。”于是，阿黄的叫声、爪子踩在地板上的啪嗒声、吃饭时舌头卷动食盆的声响，便成了这老屋后来十年里，最主要的生命律动。
“添点声响……”我无声地重复着这句话。如今，这声响也渐渐稀疏了。阿黄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听到门外一点动静就兴奋地吠叫。母亲的话也少了，常常就是这样坐着，一坐就是一下午，目光虚虚地落在不知名的某处，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阿黄的背毛。只有当我回来时，她的眼睛才会亮起一点微弱的光，话也多起来，尽管翻来覆去总是那些：“吃饭了没？”“工作累不累？”“楼上张阿姨的孙子考上大学了……”那些话语像溪流里的石子，清晰可数，每一颗都带着被岁月流水冲刷过的圆润与孤独。
窗外传来几声自行车的铃响，还有孩子们放学归来的嬉闹声，清脆而富有活力，像石子投入这潭沉静的水，荡开几圈涟漪，又很快平息。这老屋所在的街区，也老了。曾经的邻居，搬走的搬走，离世的离世。新搬来的多是租房的年轻人，早出晚归，门扉紧闭，彼此间只剩下点头之交。只有巷口那棵老槐树，依然年年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巨大的树冠荫蔽着半条巷子，也把婆娑的树影，送入这西窗，在墙上、地上、茶几上，摇曳出变幻莫测的光斑。
我的目光重新落回那些药盒上。它们秩序井然，按照早、中、晚、餐前、餐后分门别类。母亲用不同颜色的便签纸做了标记，字迹是一贯的工整清秀，只是笔划间已见微微的颤抖。旁边还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次服药的时间和身体反应。这种一丝不苟，是她对抗混乱与衰退的方式。我拿起那个记录本，轻轻翻开。纸张有些发脆了。一行行小字，记录着血压的起伏、心率的快慢、睡眠的时长、还有偶尔出现的、被她轻描淡写提及的“头晕”、“脚肿”。在最近几页的空白处，她用稍大的字写着：“下月复查，记得带医保卡。”“天凉了，该把冬衣拿出来晒晒。”“阿黄的驱虫药快没了。”
这些琐碎的备忘，像一张细密的网，打捞着她日渐稀薄的记忆力和对生活逐渐减弱的掌控感。也像一条条看不见的丝线，将她、将阿黄、将这座老屋、甚至将远在另一个城市工作的我，牢牢地系在一起。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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