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正是这种秩序失范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也就是说，儒学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世界。
而饱受诟病禁锢人伦的朱子理学同样如此。
彼时，民间一片衣冠南渡的萎靡，朝廷中弥漫因循的政治风气，皇帝堂皇高居，一味异论相搅。
正是有感于“天理不明、人欲横流，公平正大形同虚设”，才有了朱子理学兴起的土壤——正如《宋元学案》所言，朱熹正是在“综罗百代”中完成了巨大的思想创造任务。
当然，学说的兴起是一码事，至于后面怎么走了样，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同样如此的，还有王学。
当时对理学盛行带来的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缺乏个性所不满的，可不是独一王阳明，在其之前，就有陆九渊、陈献章等人声讨，理学“外求过甚，抹煞本我”几乎是彼时的主流共识。
其后才有了心学的应运而生。
当然，解放自我这杆大旗，王阳明举得，士大夫一样也能举得。
王夫子都说了，要内求，我觉得我做得对，那就是对的，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
有权的人放飞自我后，世风自然日下——“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邀矣。”
到了嘉靖年间就开始普遍奢靡、违制，“今贵臣大家，争为侈靡，众庶仿效，沿习成风，服食器用，逾偕凌遍。”
隆庆年间，风气更是弥漫到普通读书人之间了，“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
导淫得理直气壮，问就是心无外求。
到了今天，有识之士则感慨已经难以挽回了——“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
这就是儒林的乱世。
乱世是要出圣位的，一如朱熹、王阳明。
亦或者……历史上的东林先生。
这就叫应运而生。
其中牵扯了不知道多少大儒、老学究、士大夫、文坛泰斗。
他们是真的伤情于道德毁丧，忧惧于世风日下，同样也是真心想来一场道德重塑，救大明朝于水火。
自然也是真的信奉自己的学问，厌恶离经叛道的异端——儒学框架内的自救，率先就要排除掉砸锅的一派。
下方的顾宪成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