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50年上海产的八音盒，我闺女小时候最稀罕”。
许成军当时还凑过去看，盒盖里的《茉莉花》旋律早就哑了，却透着股过日子的温乎气。
现在想来，那盒子里藏着的，或许就是另一个故事。
就像《红绸》里黄思源的木梳，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这八音盒里，
彼时的上海，
红旗机械厂刚接到通知，
那是她父亲，工厂的后勤科长，年年评“劳动模范”，车间里谁提起他都竖大拇指，说“陈科长待人和善，连扫地的大爷都给递热水”。
可陈招娣心里却揪着。
她年幼不懂事，
她趁着父亲要搬新宿舍，主动提出帮着收拾旧物。
父亲的铁皮箱里，除了泛黄的“劳动模范”奖状，还有个熟悉的物件——正是那只印着牡丹的铁皮八音盒。
1958年她十岁生日，父亲攥着这盒子，手心里全是汗，说“托人从上海百货商店抢的，国产的，比洋货结实”。
当时她抱着盒子听《茉莉花》，连睡觉都揣在怀里，后来搬家时不小心摔了次，旋律就哑了，父亲还蹲在灯下修了半宿，说“等闺女长大了，咱们再买个新的”。
陈招娣摩挲着盒身的牡丹纹，忽然发现底座松了——许是当年摔的那下没修好。
她找了把小螺丝刀拆开，想把松动的螺丝拧紧，却触到了张硬纸片——
不是零件，是张泛黄的通行证，姓名栏写着“陈阿福”，日期是1943年。
更让她手脚冰凉的是，通行证背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名字，旁边还画着个小小的“×”，她猛地想起前几天老邻居王桂英找审查小组时说的话：“1943年，我男人，他是地下党啊！”
陈阿福，是父亲没改名前的名字。
那天晚上，陈招娣把通行证按在桌角，看着父亲端着搪瓷杯进来，杯沿还沾着米汤。
父亲总说“新宿舍的暖气足，以后不用再蹲灶膛旁热饭了”。
可当她把通行证推过去时，父亲手里的杯子“哐当”砸在地上，米汤溅了满地。
沉默了半宿，父亲才红着眼眶说：“那年你妈被日军扣在宪兵队，说不替他们登记进步人士名单，就把你妈拉去做‘慰安妇’……我想着先救你妈，以后再赎罪，可这罪，一压就是三十六年。”
许成军在稿纸上写下“八音盒”三个字，想起历史的一些回响——
陈招娣后来还是把通行证交给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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