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迫不得已的所谓“仁政”。
清朝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它征服的中华各民族看作奴隶，实行野蛮血腥的民族高压政策。强调满汉不通婚;筑起种族隔离墙，不准汉族去东北，不准蒙族平民入汉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歧视。
从清初此伏此彼起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满清皇朝的斗争。
“康乾”社会比明代大倒退
满清入主中原，造成社会大倒退。游牧民族的陋习、农奴制的烙印，随处可见。野蛮的“圈地运动”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华全国的生产力。社会上一片“主子、奴才”的令人厌恶的喳喳声。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奴才意识，驯养卑劣怯懦、蝇营狗苟的国民性。
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资，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摊丁入亩”的税制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扼杀了产业化的苗头。
旁观者清。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第四章第一节所引)
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如此：“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他形容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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