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已复礼为仁”则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礼”、“仁”在诸法合体中，逐渐成为儒家的德政理论基石，进而形成“德主刑辅”的古代法制原则。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执行“德主刑辅”较好的并非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这方面，西汉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让死刑犯回家省亲，这些死刑犯深受感动，居然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个不少地返回牢笼，甘愿引颈伏法。
唐太宗恻隐之心大发，将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时，四川一士子献诗给太守，诗曰：“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四川太守将这士子绑送京城，可宋仁宗却说：“这老秀才写诗泄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给他官做”。可见，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为。事实上，唐贞观年间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宽仁慎刑、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
平心而论，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也曾将一些疑难案件诉诸《春秋》，董仲舒以《春秋》为据，寻章摘句，辨析法理，或多或少还是影响了汉武帝。但在功利主义摇篮成长的汉武帝好大喜功，不可能全盘接受“德主刑辅”的办案原则。因而在大多数时候，汉武帝仍坚持“轻德重刑”，实施严刑峻法。如在冤杀李陵的“夷三族”案件中，对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的诛杀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可怜李陵三族大多是妇人小孩，被株连杀戮，用刑之酷，史书上说，先用小刀在脸上刻刺，然后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脚指，最后活活打死，把头挂在旗杆上，尸身剁成肉酱，其情其状之惨，不忍目睹。汉武帝的酷严甚至对自己的至亲也不例外，汉武的女儿、儿子、孙子的惨死和皇后卫子夫被逼上吊即为典型例证。
汉武为保皇位六亲不认，他的残暴行径为后世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非但如此，在滥施刑罚中，汉武还支持酷吏张汤以“微反唇”定官员颜异的“腹诽”之罪，并将其科处死刑。这种无声的“微反唇”的腹诽之罪，超过《秦律》的言论治罪的范畴，其禁锢思想之严之广，堪为后世残暴的专制统治者效法。
可见，汉武表面尊崇儒术，倡行春秋决狱、德主刑辅，实质则在执行法家的势、术、法之策，即以诡诈、厚黑、暴戾的手法施以严刑峻法，以选择性执法的手段来高唱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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