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为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坚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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