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达圣训、约束训导、退役安排以及监控与限制等，其中主要是传达圣训与约束训导。清朝皇帝很忌讳太监“犯法”，多次下达训谕：太监不准干政，不准与官员勾结，不准违规越礼、纵容家人生事，不准私藏军器等。据昭槤《啸亭杂录》载，乾隆年检一位太监曾在背后直呼当朝大员梁国治之名，时任内务府大臣的和珅听见后，大怒，认为“梁为朝廷辅臣，汝辈安可轻之?”随即下令打他几十大板，并令其向梁叩头道歉。
第二，在制度上，严格控制太监的数量，明朝是太监的顶峰时期，人数据说达到十万多，而清朝在创建初期，就已经对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实行了改革，将明崇祯末年的九万多太监削减到九千人，而且制定了一套专门的宫法。
顺治时期皇宫只保留一千多的太监，到了乾隆盛世增加到三千人，这个数字一直保留至晚清末年，极大地削减太监人数，实质上就是对太监队伍进行大清洗，之后，即使有太监想“搞事”，也会因为自身群体力量的弱小而不敢造次，只能谨慎“工作”。
第三，在政治上，皇帝不再依赖太监群体。
清朝的皇帝十分勤政，他们极力树立唯我独尊的绝对权威意识，一般都不太喜欢提建议的大臣，只喜欢埋头做事的那些奴才，他们控制朝政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不可能让国家决策权落入王公大臣之手，更不要说被严密防范的太监群体。加上当时的太监多数为地位低于满、蒙、藏的汉人，想造反，基本没什么希望。
入关前，满清的中央决策机构尽管为议政王大臣会议，但由于努尔哈赤的出色领导，可以控制整个决策层。入关后，清朝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开始设置内阁，保留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也已经没有了决策功能，实际上，康熙中期之后，南书房就代替了内阁，成为清朝的决策中心。
所以使得清朝太监也没有机会涉足朝廷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