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赏绵帛三百匹”。他的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任职，以“我爸是宰相”为由，接受请托，为别人跑官要官，撸到了不少银子。后来他通过权术摆平了此事，但儿子所收财物并没有吐出来。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临终前将田园家产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分得了一份，并响亮地提出，要薄葬。一个家庭，三人挣钱，还有外快，生时租房，死时薄葬，他究竟想掩饰什么?显然，他是怕儿子的事抖出来而东窗事发。这种通过“装”来掩盖污点的穷，似乎不算光荣。
魏征、牛仙客、姚崇之类的高官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装穷”还算有智商、上档次，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富，别人都认为他们很穷，此种装穷，算是精品。唐代最不成熟、最幼稚的“装穷”，当属唐代宗时期的御史中丞崔宽，他家底雄厚，生活奢侈，在皇城南面建有漂亮的别墅，“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京城的官员百姓都知道，崔宽是一个富人。
有一天，崔宽得知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的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又目睹京兆尹黎干出行的车骑由百余减为十骑。核准事由后，崔宽跟着打胖脸充胖子，组织一班人马，偷偷砸毁了自家的豪宅，瞬间由富豪沦为穷人。原来有个叫杨绾的当宰相了，这个人“累任清要，无宅一区，所得俸禄，随月分给亲故。”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穷人族”。崔宽自毁豪宅史书说是“人心自化”，这未免有点太夸张，其实他是怕显露家底官场上吃亏。如果杨绾是一个明白人，他应该清楚，长安城里除了崔宽自己认为自己是穷人，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富人。
梳理一下唐代高层的“穷人族”，其实可以划分为五个类型：坚守底线清廉型、乐善好施撒钱型、存钱不花自保型、掩盖污点权术型、掩耳盗铃幼稚型。这些高官，有的是真穷，有的是装穷，有的是造穷。有的穷，是为了别人，有的穷，是为了自己。有的穷，值得敬仰，有的穷，值得同情，有的穷，实在下流，有的穷，令人捧腹。透视这帮“穷人族”，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如果拍一部名为《唐代高级穷光蛋》的电视连续剧，相信精彩的历史故事一定会有不错的收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