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
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赟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赟传云：守赟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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