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像一块浸了水的粗麻布，裹着马伏山的轮廓，也裹着我办公桌上那本摊开的《国防教育》教案。教案上的红笔批注才写了半页，教导处的门就被轻轻叩响，朱玲抱着一摞作业本站在门口，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姚老师，这是我批改的作业本，覃校长说第三节要抽查批改情况。”
我放下笔，起身接过作业本，指尖触到纸页上的潮气——山里的秋晨总是这样，连纸张都像吸足了雾气。“辛苦了，”我顿了顿，目光落在墙角那两个半开的蛇皮袋上，“等下第三节下课，我们把剩下的行李搬上楼吧，总放在别人家里也不是事儿。”
朱玲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嘴角弯了弯：“好啊，我正想说呢，你那袋书再不拿过来，住在底楼的王老师可能有意见了。”她的声音很轻，像山涧里的泉水，带着点刚参加工作的青涩。
这是我回到清流学校的第五天。准确地说，是我结束四年广州打工生涯，重新拿起教鞭的第三天。课桌抽屉里还放着没来得及整理的广州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白云区冠花帽厂的成品仓库，还有图书室，舞厅，还有单身宿舍——那是我在打工间隙偷偷看书、写东西的地方。而现在，我的眼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是黑板上“初一年级国防教育”的粉笔字，是教导处里堆积如山的文件和表格。
“姚老师，你昨天拟的那个教学计划，覃校长说要再细化一下，特别是课外活动部分，要结合山里孩子的特点。”朱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她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便签，上面是覃校长龙飞凤舞的字迹。
我接过便签，指尖有些发紧。覃校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说话时总爱用手指敲桌子，每一下都像敲在人的心上。那天报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姚老师，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从广州回来的青年人，又是本地人，可得给孩子们带个好头。”这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第三节下课的铃声刚响，我和朱玲就快步来到王老师底楼宿舍。蛇皮袋里装着我的衣服、书籍，还有一些从广州带回来的小物件——一个塑料相框，里面是我和工友们的合影；一个印着“广州日报赠阅”的金属保温茶杯；还有多本文学杂志，是我省吃俭用买的。王老师叼着旱烟，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见我们就咧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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