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把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升到包含它的更大概念里。
眉头紧锁的曾巩听罢，却是忧心忡忡地问道：“然儒学之根本，在于修齐治平，在于经世致用！且不论佛老冲击，士林清谈玄虚之风日盛已令人忧心。观今大宋，积弊丛生，冗官、冗兵、冗费如三山，民力凋敝，国库空虚，外有强邻环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范公庆历新政，本欲革除积弊，奈何阻力重重，终致夭折。其败，岂非在于未能妥善调和新旧之矛盾、未能把握根本之关键？”
他直视陆北顾，问出最尖锐的现实问题。
“贤弟言‘主要矛盾’、‘调和转化’，然则，依贤弟之见，当今大宋之积弊，其根本症结何在？何为‘主要矛盾’？是冗官之弊？是土地兼并之害？是北虏西贼之患？亦或是士风人心之浮华？”
“此诸多矛盾，孰主孰次？孰急孰缓？调和转化之道，是如商鞅般峻法严刑、强行变革？还是如孟子所言，行仁政、薄赋敛、深耕易耨，徐徐图之？”
“王霸之辨，在此矛盾丛生之际，究竟何者为先？何者为本？贤弟之‘矛盾’玄思，于此国计民生之实政，究竟有何裨益？”
曾巩的质问代表了务实派儒者的终极关切将“矛盾论”直接置于北宋最迫切的现实政治难题.再高深玄妙的哲学理论，若不能解决现实困境、指明治国路径，其价值何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