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地方，还是钱的问题。
在1806年普鲁士率先进行教育改革之后，在其他的德意志邦国也很快掀起了一系列改革运动。而在大学方面，最典型的改变就在于教学与研究的结合。
说白了，评价德意志大学教师的优劣标准，已经不仅仅在于完成教学任务了。
普通的大学讲师如果想要晋升大学教授，必须要拿出与教授身份相匹配的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的最直观体现便是看他出了多少学术专著。
而要想拿出学术专著，就需要足够的拨款来开展科研项目。
而这就在大学中形成了学术版的马太效应，越有钱的学院就越容易出科研成果，越容易出科研成果就越容易晋升教授，学院的教授越多拨款也就越多，如此下去就会形成或良性或恶性的循环。
学术委员们都是在圈子里混迹多年的人，他们自然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让步，但却唯独不愿意在教学资金方面让步。
但是学者们也觉得直接谈钱实在是太俗了，所以他们大多选择贬低其他学科的作用，并以此来变相找学校要钱。
而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自然科学想出成果大多比人文学科花钱多了，所以这些教授的言辞自然也更激烈。他们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拨款。
比如说，当下高斯带领下的哥廷根大学天文台就正在申请在学校里新建一个地磁观测站，除此之外，他和物理学的韦伯还打算把原定1.5公里的电磁电报线给延长到8公里。
虽然亚瑟不一定能看得懂高斯和韦伯提交的学术论证报告，但是他知道，无论是地磁观测站的仪器还是6.5公里的电线，价钱都便宜不了。
但是，就算这些东西价格昂贵，亚瑟还是不得不顶着压力找汉诺威议会申请。
因为如果因为这点钱让高斯和韦伯这两位爷不高兴，回头他们俩直接辞了教职跑到别的大学去，这个罪名可比多花点学术资金重多了。
虽然德意志邦国并不像不列颠那么富裕，但是各邦国却都同样重视教育，以高斯和韦伯的名气，如果他们从哥廷根大学出走，保管第二天耶拿大学、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等竞争对手就会派人把他们请过去。
这话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前段时间就曾经出了件类似的事情。
前段时间柏林大学的两个生物学教授：奥肯和维尔克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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