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瞧美国的政府体制不顺眼以外，欧文还对‘上帝保佑美利坚’‘上帝赐予美国人天然合法拥有美洲土地权利’的论调嗤之以鼻。
他称美国的政党之争为‘史上最可乐的滑稽剧，甚至比纽约剧场里演的还好些’，在《纽约外史》中影射纽约市长和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并引用当年荷兰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史实暗指杰斐逊发起的西进运动压根就不像是他口中说的那么进步，美国人带到西部去的可不是什么文明开化，而是战争、剥削、疾病和屠杀。
不止如此，他还经常阴阳怪气美国的建国原始股——那群被英国流放到北美清教徒。
在欧文的笔下，居住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们通通是一群愤世嫉俗者和迫害狂，早年这帮清教徒致力于杀戮异端、焚烧女巫，而他们的后裔不仅很好的保留了这一破坏传统，而且还靠着人数优势变本加厉的以宗教自由之名在当地继续推行宗教迫害政策。
可以说，美国建国以来的三大敏感问题，独立革命、清教徒和印第安人都让欧文摸了个遍。
如果欧文只是讽刺这些，他显然还不至于被抬到如今的地位。
毕竟不列颠虽然瞧北美殖民地的叛民不舒服，但是辱骂法国人显然比辱骂那帮没文化的乡巴佬更带劲。
1815年，因为屡屡触碰美国人敏感带，所以不得不天天在报纸杂志上和反对者们打嘴仗的欧文先生终于厌倦了这种键政生活，他本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宗旨果断润到了不列颠散心。
而来到英国之后，他的心情明显也平静了许多。
按他自己的话说，与大多数人不同，他的品味向来是‘喜旧厌新’。在伦敦，他终于能够远离美国这个缺乏历史传承的国家，远离纽约粗鄙的污浊空气，投身于对欧洲古老艺术的研究当中。
相较于柯尔特最痛恨的那种两面派美国文人，欧文最大的优点便在于他这个人言行合一。
自从十五年前移居欧洲以来，欧文便进入了作品的高产期，他热衷于描写民间乡村的古老风俗，试图借助这些传统文化窥见昔日的风景。
而歌颂田园牧歌生活、哀悼那些消失在工业化时代的乡村风景自然也引起了抱有同样思想的不列颠诗坛主流以及教士们的共鸣。
有了这些人做后盾，欧文在不列颠乃至于整个欧洲的名气自然也是如同亚瑟手里的股票一般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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