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通，通则久。等到一门礼法走到穷途末路，它就需要变。”
“吾等这次重制礼乐，不是要留下一字不变的成文法，而是把如何制定礼法、如何修改礼法的章程定下来。”
“这样将来制礼作乐才有制度可循，能按这个办法不断制定礼乐。”
这是他和皇帝交流后，所得出的体会。
本来他还想着像国初的先贤那样，制定一套能用数百年的制度。
但是皇帝告诉他不用这样，最重要的是留下方法。
大明的礼乐制度制定时，太祖也曾想过长久沿用，但是他死后没多久，就是大改制度的建文新政。
虽然成祖靖难后复旧制，但是太祖留下的制度，有些地方并没有完全恢复。还有一些恢复后产生了变化，名字还是那个名字，实际却完全不一样。
当今皇帝认为这样不对，所以他不强求一套能用数百年的礼法，而是留下一套制定礼法的制度。
这就是国会存在的意义所在，将来要由它不断制定和修改礼法。
刘宗周深受启发，所以他不再纠缠于具体条文，而是希望把制定礼法的规范留下。
他的《礼乐论》，很大篇幅都是在讲这个。仿照《礼记》中的《礼运》，讲礼法的运转和变化。
——
年轻的王夫之，听了后深受启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
“今之礼乐，非一成而不易。”
“不可易者，仁义之实也。”
认为无论什么时候，礼乐都要讲仁义，这才是圣贤之道。
据此，他写了一篇文章，有幸发表到学报上。
刘宗周看到后，认为年轻人很有潜力，让他在太学好好学习，体会制礼作乐——
如今的太学，是有很多任务的。各个机构经常招聘太学生兼职、甚至直接委托给太学，分担繁忙的事务。
刘宗周的重制礼乐工作，有一些就招募太学生去做。
年轻的王夫之，有幸得到了这个机会，参与重制礼乐。
这些刘宗周在礼乐上的助手，后来形成了一个学派，那就是和实学派、科学派鼎足而立的礼乐派。
他们号称是最正统的儒家传人，传承先贤的仁义道统。高举仁义大旗，在制定礼法上非常活跃。
王夫之此时自然不知这些事，当他回家说起自己的遭遇时，王朝聘等人都非常激动。
王夫之被安排这样的事务，分明是入了刘宗周的眼了。
如果将来表现好，未必不能成为入室弟子，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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