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地址在新加坡河沿岸的几家印度商行打过电话，当时他叫曼尼拉尔、兰达斯、肯尼迪，不管叫什么，总之他的身份是一个采购商，在电话里打探了各家商行能够提供的商品，经过一番筛选，弄了一份电话营销所需的名单。
香港之外，又拿一个新加坡代理，并不是简单的“加一”，做出决定之前，冼耀文自然有过通盘的考虑，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单一经济结构，到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可见发展轨迹，都一一进行过分析。
人口意味着需求与市场，一个人即使以最低欲望的方式生存，衣和食的需求是不可能省略的，印度有3.68亿人口，就代表着3.68亿的服饰刚需，也意味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缝纫机倾向市场。
印度的独立与其说是圣雄甘地领导的国大党采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争取到的结果，不如说是英国无奈之下的妥协，印度的独立运动过程中，国大党可以说是一家独大，但在党派内部，甘地并不是睥睨天下，能和他掰掰腕子的人物不少。
之所以甘地能成为印度国父，与他创立的政治学说“甘地主义”不无关系，在该主义中有甘地推崇的最适合印度的经济模式“小农经济”——小农作坊式的自给自足，不发展工业化。
两次工业革命都是从英国开始，英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英国并没有把太多的工业成果输入印度，从印度获得原料，在英国本土生产，然后运回印度倾销，这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三步走战略。
直到当下，印度依然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仅有的一些低端工业也控制在英国资本的手里，甘地的小农经济模式就是基于印度所需的纺织品、工业生活用品都要从英国企业进口的现状考虑，他的目的是保护印度农民的利益，不得不说出发点还是好的，但从长远来说，也给印度的工业化实现埋下了祸根。
甘地想接管印度的民生，又要搞小农经济，唐宁街乌泱泱的一片人头那真是纳头便拜，“大哥，请受小弟/小妹一拜，往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殖民地的民生本就是赔钱生意，有人接手真是巴不得，只要坐下来好好聊聊英国的利益，谈拢了，俺们合力捧你当圣雄。
事实上，国大党的独立革命之路的临门一脚是英国守门员踢了个乌龙球，守门员力拔山兮气盖世，扛着球门跑到快被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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