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按照计划开通，整年都是可以通航的，夏秋汛期水量会更加的充足，这么算的话，未来一年是现在的六十到七十倍！”
“七十倍？”
“那该是多少？”
“不会是算错了吧！”
“错是不可能错的，诸位且稍等片刻，容我将另外一个想法一并讲了再震惊！”
户部尚书李待问摇了摇头：“第一个想法，通惠河上筑坝建闸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答案是否定的。
从大运河北上到北京城的货物都需要在通州的石坝要转运，每一道闸口都需要蓄水、单船通过，效率极低。
那为什么不能考虑将河道蜿蜒一下呢？大通桥到石坝的落差只有十二米，对于五十里长的河道来说并不算太高。
俗话说三弯抵一闸，算下来可能延长个二三十里就可以将这个落差给化解掉一大半。
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不管是郭守敬还是我大明一朝的整修，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筑坝建闸而非蜿蜒。
因为他们都明白如此做必须要直面三个无法回避的死结。
第一，天时已变，没水了，元代能利用大运河，忽必烈在积水潭看到舳舻蔽水，靠的是白浮泉、一亩泉等充沛水源，
而我大明由于皇陵风水等因素，白浮泉断流，通惠河只能依靠玉泉山等小股泉水，水深锐减，如今时河道水深仅二尺。
水少是核心痛点，把河道拉长，水量只会更分散、更浅，大船更走不了，完全是雪上加霜。
第二，地利不给，从东便门到通州这段四十余里的走廊，夹在皇城、官署、民居之间，
寸土寸金的地方，想要蜿蜒就要拆掉很多地方，地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三，人和急迫，郭守敬修河时，元朝正值鼎盛，可以动员大批军队和工匠，甚至让丞相亲自去工地挥锹。
而嘉靖时期的吴仲面对的，是一个财力吃紧的帝国。
当皇帝催着要粮，运河水深只有半米，国库银两吃紧的时候，任何主持者的答案都只有五个字：不行，等不了。
所以，无论是郭守敬还是吴仲，都选择承认现实，用船闸来对抗坡度。
郭守敬用了二十四座船闸，用闸室一级一级地把船抬上二十米米的高坡（整条河），
吴仲更是索性将直航改为接力，换小船、多设闸（大通桥到通州石坝段），用蚂蚁搬家的笨办法，硬是把四百万石漕粮送进了京城。
这两个方案，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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