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的夜，地中海的风带着一丝咸湿的暖意，吹拂着海滩上每一个衣着光鲜的灵魂。
在卡尔顿酒店的露天平台上，这场由张红旗一手操办的派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没有悠扬的爵士乐，没有彬彬有礼的侍者端着银盘，更没有晶莹剔剔透的高脚杯。
只有几张用木板临时拼凑起来的长桌，上面什么都没有。
平台的角落里，一捆捆从中国空运来的带着泥土芬芳的暗红色高粱杆，被随意地堆砌着，像一堆准备点燃的柴火。
几十个半人高的黑色陶制大酒坛子，粗粝、笨重，毫无美感地摆放在地上。
坛口的红布已经被揭开，一股霸道、浓烈、混合着粮食香气的酒精味道，直接冲散了地中海的浪漫气息，让空气都变得辛辣起来。
这场景，跟奢华精致的戛纳电影节，就像是两个世界。
一个乡野，一个殿堂。
一个粗犷，一个优雅。
一个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一个则包装着文明的优越感。
派对时间到了。
最先到场的是一些被那份奇特请柬勾起好奇心的年轻记者和边缘影评人。
他们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和晚礼服，手里习惯性地端着在其他酒会领取的香槟，走进这个“派对现场”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
农产品展览会吗？
现场没有音乐，只有几个穿着黑色对襟短褂的中国壮汉，面无表情地站在酒坛子旁边，像几尊门神。
他们给每个进来的客人发的不是高脚杯，而是一个个碗口带着豁口的黑陶大碗。
粗糙，沉重，拿在手里都硌得慌。
客人们面面相觑，迟疑地看着酒坛里那琥珀色的、一看度数就高得吓人的液体，没人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远处，一些收到请柬但没打算进来的大牌评论家和片商，正站在安全距离之外，指指点点，脸上带着看好戏的嘲讽。
皮埃尔·杜邦，那位高傲的《电影手册》主编，正端着一杯香槟，对他身边的朋友轻声笑道：“瞧，我说了吧，来自东方的农夫们，把他们的谷仓搬到戛纳来了。
也许我们应该问问，他们是不是还带来了拖拉机？”
他身边的几个人，发出一阵压抑的、充满优越感的笑声。
就在这时，张红旗出场了。
他脱掉了那身价值不菲的西装，换上了一件和工作人员一模一样的黑色短褂，脚上蹬着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整个人像是刚从田埂上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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