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着脸抱怨京海的地产生意越来越难做，好地块都被“那几家”垄断了。
那人掰着手指头数着，城东那片是沈氏集团的，城南那块也是沈氏的，连市中心那个刚批下来的商业综合体，背后的大股东还是沈家。
第二次，是一个从税务局退下来的老处长。
苏牧请他喝茶，聊的是当年国企改制时的旧事。
老处长说到八十年代末那场针对投机倒把的大检查，忽然感慨了一句：“那会儿多少人都倒了，就沈家，一根毫毛都没伤着。人家上面有人。”
陶哥问有多“上”，老处长伸出食指朝天花板指了指，没有明说。
第三次，是一个做外贸的老板。
他在酒桌上喝多了，拍着桌子骂沈家抢了他的项目。
他本来谈好了一笔纺织品出口的单子，合同都拟好了，结果沈氏集团半路杀出来，用一个更低的价格截了胡。
在座的人没有人接话，也只是端着酒杯微笑。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
每一次有人不经意地提到“沈家”这两个字。
这一个寒假他已经见识了太多。
但当这些信息一点一点拼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了一种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寒意。
沈家不是一个人，不是一桩生意，不是一笔钱。
沈家是一台精密的机器，上面的每一个零件都安插在关键位置上。
政界的、商界的、司法的、媒体的，每一个零件都在为这台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
而他的父亲沈修远，只是这台机器上一颗被拧下来扔掉的螺丝钉。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很快就到了年关。
京海街头的年味越来越浓，梧桐树的枯枝上挂满了红灯笼，商场门口贴着倒过来的福字，空气里偶尔飘来几声零星的鞭炮响。
沈峰在这个城市里已经没有家了。
苏牧也没有提过年的事，沈峰甚至不知道苏牧有没有家人。
他只是从老陶那里偶然听说，苏牧每年过年都在公司过，已经好几年了。
除夕那天，大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的，老陶提前下班买了饺子皮和肉馅，在茶水间的电磁炉上煮了一锅饺子。
苏牧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三个杯子，摆在茶几上。
窗外是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窗内只有三个人。
苏牧坐在沙发上，老陶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沈峰坐在旁边。
电视开着，但没人看春晚，只是当个背景音，把那些欢天喜地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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