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下旬的风带着夏末的燥热，却吹不散骤然紧张的国际空气。苏联发生政变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迅速在各国政坛激起千层浪。顾从清作为驻美大使，几乎是立刻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办公室的灯光连着几晚都亮到深夜。
使馆内的气氛陡然忙碌起来，参谋们抱着一摞摞文件进出，译电室的机器声此起彼伏。顾从清坐在办公桌前，指尖划过美方最新的舆论报告，眉头微蹙——报纸上的社论尖锐对立，电视新闻里专家们各执一词，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喻的焦灼。他一边安排馆员搜集整理各方情报，一边按照国内指示，约见美国国务院官员，郑重传达中方立场：“我们始终认为，这是苏联的内部事务，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每一次会谈都需字斟句酌，每一份情报都要反复核实。顾从清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刘春晓让厨房炖的汤送到办公室，往往凉透了都没动几口。
而此时的海英，距离夏令营结束已过去十多天。枪击事件带来的紧张感，在家人的陪伴和时间的流逝中渐渐淡去。最初那周，他要么在官邸的院子里观察蚂蚁搬家，要么对着显微镜研究树叶标本，鲜少踏出大门。但孩子的天性总向着阳光，一周后，当看到马克思举着新做的航模在窗外招手时，海英眼里的光芒终于藏不住了。
“爸爸，马克思约我去公园试飞航模，司机叔叔说他跟着我们。”早饭时，海英举着面包问道，语气里带着期待。
顾从清正看着一份加急电报，闻言抬头，揉了揉他的头发：“注意安全，早点回来。”
“嗯！”海英用力点头，扒拉完最后一口粥，抓起背包就往外跑。
院子里很快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周姥姥站在廊下看着，笑着对刘春晓说：“你看这孩子，总算缓过来了。”刘春晓望着海英奔跑的背影，又看了眼书房紧闭的门，轻轻叹了口气——生活总要继续，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动荡，家里的烟火气，便是最安稳的支撑。
官邸外，美国街头的报亭前围满了人，报纸头版全是关于苏联局势的新闻；官邸内，海英傍晚回来时，会兴奋地跟顾从清讲航模飞了多高，周姥姥则在厨房炖着海英爱喝的玉米排骨汤，锅沿冒着氤氲的热气。
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奏在同一空间里并行，却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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