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就被遗忘了，从生活中退出了，不再与时俱进了；哪怕以后再次将他们发现，重新阅读，也发现它们已经远离了现实生活，不经过一番解释，已经读不懂了。
李斯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建议呢？皇帝为什么又要批准呢？是他们不重视学术吗？他们明明白白地批准博士官可以保有这些书籍，而这些博士至少有七十人之多，说明他们还是知道学术传承的重要性。我想，可能的解释就是，在六国一统后的这些年，皇帝和秦朝的官府遭遇的反对声太多了，甚至到了哪怕正确的决定也是反对声一片的程度。比如淳于越对周青臣的批评，很大程度就是为反对而反对，目的只是为了标新立异，给人找不痛快罢了！
也许皇帝和官吏忍他们已经忍很久了，对于这些只会提意见、毫不顾及现实条件的博士已经满腹怨言，故而这一次淳于越提出对周青臣的无理指责，惹恼上上下下，从皇帝意外地将这种意见下发群臣讨论，到李斯长篇大论的批评，攻击的矛头应该指向的是那些自以为有学识、实则一无是处的博士。不只限于皇帝周围的博士，还有那些在地方上嗡嗡叫的土博士。
当然，这其中还存在着一些政治哲学上的斗争：到底是应该以意识形态立国，还是以法令立国？博士们显然认为应该以意识形态立国，“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就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标签：古人是正确的，是判断一切行为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而皇帝则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一是非标准：法令具有最高权威，我说的才是最高标准！
秦国上下的反应与商鞅的观点是一致的：法令是用来执行的，不是用来评价的。
不过，这一反应实在是过于强烈了，几乎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断层。
受焚书令影响的，就有四川郡沛县泗水亭长刘季的幼弟刘交。
和刘季喜爱武功不同，刘交喜爱文学。在刘季还未回来前，刘太公家景并不富裕，无力支付刘交的学习。刘季当上亭长后，刘家的经济状况多多少少有了改善。在刘季的支持下，刘交前往齐地，拜在荀子的学生浮丘伯门下学诗，同门师兄弟还有鲁国的穆生、白生、申公等。在浮丘伯家学了几年后，皇帝的焚书令下达了，浮丘伯只得交出自己所藏的《诗经》，看着它们被焚毁。师兄弟四人也都将自己抄得的教材上交焚毁，相互辞别回家。浮丘伯对他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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