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放在他面前，说：“陆局，下午市里来了个电话，我接的。对方说，不用回，就让我转告你四个字——好自为之。”陆浩明抬起头：“谁打来的？”老马说：“一个手机号，我查了，是市政府的号码。对方没报名字，声音听着年纪不小，像……像钱大进。”陆浩明没说话。他拿起那张纸条，上面是老马的字，写着“好自为之”四个字，后面打了个问号。
他把纸条放在桌上，用那根红笔在“问号”下面画了一道线。老马低声说：“陆局，他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是威胁，还是提醒？”陆浩明没抬头，只问：“对方语气怎么样？”老马说：“很平。就跟我念了这四个字，然后就挂了。我听着那声音，是钱大进没错。”陆浩明缓缓靠进椅背，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那条裂缝还在，从墙角爬到灯座，像一条干涸的河。钱大进走后，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跟这个人有什么交集了。可这通电话，像从市里扔过来的一颗小石子，扑通一声，落进平川这潭水，惊起的不是浪，是底下沉着的沙。
“好自为之。”陆浩明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从钱大进嘴里出来，可以是提醒，可以是警告，也可以是一种过来人的嘲弄。全看你怎么听。陆浩明当然愿意把它当成提醒——钱大进到了市里，眼线还留在平川。刘国柱还在城投，老方还在财政，纪委那个老何还在，钱大进的人一个都没少。他们表面上缩了脖子，实际上还在等风。方正清这把火，烧得越旺，那些人心里越急。人在急的时候，最容易干出些不上台面的事。
陆浩明忽然想起赵永年那天在省政府办公室送他出门时，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话：“把人都放在事上，别放在人上。”他当时没太明白，现在想来，却像有人用指头在他脑门上轻轻弹了一下。赵永年是提醒他：钱大进走了，但“人”的事没完。你如果把精力都耗在琢磨谁是谁的人上，路就修不成了。可眼下，钱大进的电话，显然是在他耳边敲了一声更响的钟。这钟声里有话，话里有刀，刀尖上挑着一层薄薄的霜。
“老马，”陆浩明坐直身子，把那张纸条折好，夹进笔记本里，“从明天起，工可报告的事，我亲自跟。所有送到省里去的东西，不经第二个人的手。局里那部传真机，你安排小张专门盯着。还有，勘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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