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平川经验’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到了周五下午，县里下来了一个检查组。三个人，两男一女，穿着便装，说是交通局的，来核实以工代赈资金的使用情况。带队的姓周，是交通局的一名科长，四十多岁，戴着眼镜。他站在鞋厂门口，沿着新路走了一段，蹲下来看了看路面边缘，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资金使用明细，你们有没有存档？”我说有，在财政所。他点了点头：“那我们去看看。”
我带着他们回到镇政府，老周把所有的票据和台账都搬了出来。他看得很仔细，每一张票据都核对了一遍，然后把台账合上，站起来：“账目没问题。该有的都有。”他合上笔帽，“我们就是例行检查，不是针对你们。”他没有多留，带着人走了。
当天晚上，我给李阳打了一个电话。“那个检查组是你安排的？”我问。他说不是。“那是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是有人想敲打你一下。但既然账目没问题，就只是走个过场。”
第二天上午，王德厚在院子里碰到我。他正蹲在那排月季花盆旁边，伸手把一片枯叶从花盆边缘捡起来：“检查组走了？”他说走了。“那县长的脸色，你自己应该也看见了。他脸难看，不是因为你的路修得不好，是因为你的路修得太好，又没有提到他。”他把那片枯叶放在花盆旁边的土面上。
那天下午，我把修路的材料重新整理了一遍，在报告的开头加上了一段：“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在县交通局、财政局等部门的指导帮助下，平川镇顺利完成了道路修建工作。”写完之后，我把这份报告送到县政府办公室，没有直接递给钱大进，交给秘书小周，让他转交。他接过去之后翻开看了一眼：“陆镇长，你这份报告写得很周全。”他把报告收进文件夹里，“钱县长最近确实比较忙，但他看完之后应该会给你一个答复。你回去等我消息。”
当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窗台上那盆绿萝已经越过了窗框的最高处，正在沿着墙面继续向上探。我伸手碰了一下那根卷须，它绕上了我的手指，又松开了。远处车间里的灯还亮着，路面上的车辙印已经越来越深了，像是已经被走熟了。我关掉台灯，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窗外那段路的路灯还亮着，路面在夜色中泛着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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