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之后，副县长问了一句：“你觉得‘平川经验’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我说：“资金不是最大的难点，最难的是让那些已经离开的人相信这条路值得修。”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副县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
散会后我站在门口等车的时候，有一个干部过来跟我说：“你讲得不错。”我回头说是修路的人干得不错。他站在原地，像是被那句话短暂地挡住了去路：“你这个人说话挺实在的。”他沿着走廊走了。
回到镇上已经是傍晚了，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叶子在风里翻动着，鞋厂车间的灯还亮着。刘建正在灶台后面擦案板，看到我进来，停下手里的动作：“听说你今天去县里讲经验了？”我说去了。“那你出名了。”他放下抹布，“出名了是好事，以后办事方便。出名了也是坏事，以后做什么都会有人看着。”
我端着碗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那段路的路灯已经亮了。路面在暮色中泛着一层灰白色的光，车辙印又多了几道。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已经触到了墙面的一道新夹角，卷须正在试探那面墙的粗糙程度，调整着缠绕的方向。明天早上食堂的火还会烧起来，明天还会有人沿着那条路走进车间，明天还会有车从那排旧校舍门口开过。而“平川经验”这个说法，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继续提起，被继续转述，被继续引用。等到它不再需要被提起的时候，那段路还会继续留在那里，继续被车轮碾过，继续被脚步踩实，继续在暮色中泛着灰白色的光，等着下一道裂缝出现，等着下一批人把它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