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刚毕业，意气风发。现在，去北京，是为了要钱。要钱，不是为自己，是为平川。
第二天早上，火车到了北京。我们打车去了财政部附近的宾馆。放下行李，赵国栋就带着我去了财政部。部里人很多，走廊里人来人往，像赶集。我们找到了农业司的办公室，敲门进去。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文件。他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是？”
“赵书记，我是平川县委书记赵国栋。这是我们的材料。”他把那本厚册子递过去。
男人接过材料，翻了翻。“平川县？清江省的？”
“对。贫困县。”
“贫困县多了。我们每年收到几十份这样的请示。能批的，只有几个。你们凭什么？”
赵国栋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对方这么直接。
“凭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财政赤字，两个多亿。教师工资发不出，公务员绩效奖发不出，退休人员养老金发不出。再不发，学校就要停课，政府就要瘫痪。”
“困难？谁没有困难？别的县也有困难。比你更困难的，也有。我们只能排队。排到了，就有。排不到，就没有。”
“什么时候能排到？”
“不知道。等通知。”
我们走出了办公室。赵国栋的脸色很难看。
“赵书记，怎么办？”
“怎么办？找领导。找能说得上话的领导。”
他打了几个电话，给省里的老领导，给市里的老同事，给在北京的老朋友。打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那人姓陈，在财政部当司长，是赵国栋在省委党校的同学。陈司长听了情况，说“你们明天来吧，我帮你们问问”。
第二天，我们去找陈司长。他的办公室在另一栋楼，比农业司的办公室大得多。他给我们倒了茶，看了材料。
“老赵，你们的困难，我知道了。但今年的转移支付盘子已经定了。要增加，很难。”
“老陈，难也要想办法。平川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再不发工资，真的要出乱子。”
陈司长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我从机动资金里挤一挤，给你们五千万。多了没有。”
“五千万？够发两个月工资。”
“两个月也是钱。先拿着。明年的盘子，我帮你们争取。”
赵国栋握着陈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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