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真的有可能被解决掉。
不过陆渐红却是不敢乐观，虽然任务已经下达，也施加了压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确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陆渐红在会中有一样是他没有提到的，那就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阻力和抗力。
在陆渐红的办公室里，陆渐红与贺子健有这么一番对话：“子健，你觉得重安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功率有多高？”
在与贺子健说话的时候，陆渐红是不需要去考虑大是大非的，与其说是交流意见，倒不如说是闲聊。
陆渐红很享受这样的过程，而贺子健则更享受这个过程，抛开领导对自己能力的肯定这一因素，他也可以得已以市委书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在这此过程中得到提高和成长。
贺子健接过陆渐红抛过来的香烟，为陆渐红点了火，自己才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道：“改革最基本的一点是，要触动利益关系，问题是要触动的什么利益关系，由谁来承担代价？国企改制为何艰难？国有资产为何频频遭到流失？国企“蛀虫”为何能疯狂攫取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损失或潜在损失为何成为家常便饭？是因为国企改制存在着“体制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权力的私欲化”等三大漏洞。国企改制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大势所趋。但是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及时制定，各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尚无破解之策。于是，在利益驱动下，占有欲必然膨胀，国有资产就很容易成为“唐僧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若干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企业法律制度创新继续予以规范和推进。”
贺子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陆渐红的神情，接着道：“重安的国企改制没有什么成效，其实大多数的省市都是差不多。说是攻坚，且攻坚多年，至今仍是越攻越坚，通俗点来说，我认为不外乎几个方面，一是多数未改制的企业质量低下。企业债务包袱沉重，现存资产质量差，变现能力低，招商引资吸引力不强，企业改制转制形式单一，发展后劲不足，有的企业涉及合同纠纷和诉讼案件，改制工作无法进行。二是安置职工政策落实难。三是参与改制的部门过多，插手过乱。有一个例子比喻得很生动，说是小姑娘新买了条裤子，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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