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多问，收了砚台，数出三十块大洋。
这笔钱让她的“逃难”更加真实——一个大夫家的闺女，变卖祖产换路费，合情合理。
她用这笔钱买了几件粗布男装，两套普通西装，还有一些南下需要的物资——干粮、水囊、火石、伤药、一套银针、几本医书。
男装是为了路上方便，西装是为了到了大城市不显得突兀。
她还特意去剃头铺子修了个齐耳短发，把头发塞进帽子里，脸上涂黑几分，用布条束胸，再换上男装，镜子里便出现了一个清秀的少年郎，眉眼间带着几分书卷气。
离开那天，王大娘一直送到镇口，塞给她一包袱干粮和腌菜，眼眶红红的：
“姑娘，一路小心。到了地方，给大娘捎个信。”
张海灼接过包袱，深深鞠了一躬。
再抬头时，眼底有泪光闪动，却笑着挥了挥手，转身汇入南下的商旅之中。
她先到了青岛，又转道南京，再坐船到上海。
在上海逗留了半月，换了身更体面的西装，买了几件气派的衣服收到空间，又买了几罐上好的茶叶和调料，弄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
船在海上颠簸了七天，她吐得天昏地暗，却咬着牙没露出一丝软弱——训练所里比这苦的日子多的是，这点风浪算什么。
一个多月后，她终于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在夜色中璀璨如星河，洋人的轮船和中国的帆船交错停泊，码头上人来人往，讲着粤语、英语、闽南话、上海话，嘈杂得像一锅煮沸的粥。
张海灼提着樟木箱子，站在码头边，深吸一口带着咸腥味的海风，嘴角终于弯起一个真心的弧度。
终于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