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再按随机顺序启动机制。”
“主要终点？”
“严重术中异常未识别率，非计划二次手术作为次要终点。”
“为什么不把死亡率放在主要终点？”
“样本量不够，拿不到可靠结论。”
提问者合上手中的摘要。
“谢谢，至少您没有为了结果好看，给研究塞进一个无法解释的终点。”
第五盏灯紧接着亮起。
一名德国医疗数据专家站了起来。
“记录封存涉及数据跨境和隐私法规，独立服务器由谁管理？”
“数据不跨境。”
“国际研究怎么汇总？”
“各中心完成本地去标识化，只上传预先定义的统计变量和校验结果。”
“原始日志呢？”
“留在本院，发生终点事件时，由当地伦理委员会授权审查。”
“中心间如何防止选择性上报？”
“注册方案先公开，缺失数据同样计入质量评估。”
德国专家看了一遍屏幕上的数据路径。
“这个版本比评审稿完整。”
“评审意见合理，所以改了。”
韩明哲坐在台下，抬手摸了摸鼻梁，没让旁边的人看见表情。
第六名提问者来自东京。
“如果预警频率成为医院质量指标，管理层可能反过来要求医生减少触发，您怎样防止机制被绩效化？”
贺知舟没有切换页面。
“预警次数不能用于科室排名，也不能直接进入医生绩效。”
“这只是建议，医院仍然可以这么做。”
“试点协议会写入禁止条款。”
“推广以后呢？”
“公开报告只评价响应完成率，不评价触发数量。”
“为什么？”
“触发少，可能代表流程成熟，也可能代表没人愿意按按钮。”
会场里再次传来笑声。
那名日本医生举了举话筒。
“我认可这个回答。”
计时器只剩两分多钟，第七盏灯还亮着。
主席看了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手术安全项目顾问站在第一排。
“这套机制要求团队在异常时挑战主刀权威，技术容易复制，文化更难改变，您准备如何验证这一点？”
贺知舟将研究设计翻到人员培训页。
“每家试点医院在启动前进行四次模拟演练。”
“只做演练够吗？”
“不够。”
“那还需要什么？”
“匿名调查，暂停事件访谈，人员流失记录，以及预警提出者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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