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底下的两个礼盒，像两块沉重的巨石，压在程锦云的心上。
那些被显影定格的影像，以及藤原健太郎“贴心”送来的相册相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那令人窒息的处境。
她感觉自己像一只落入蛛网的飞虫，越是挣扎，缠绕的丝线便越紧。
然而，与日俱增的压迫感，并未完全摧毁她的意志，反而像一块顽石，在激流的冲刷下，磨砺出更加坚硬的内核。
她清楚地知道，在获得外部援助之前，她必须依靠自己，在这密不透风的监视下，找到一丝喘息的空间。
甚至……是反击的可能。
她开始更加细致地观察。
观察监视她的人换班的规律，观察宿舍楼人员进出的高峰期，观察史料编纂所里哪些区域是监视的死角，哪些档案的借阅记录可能不会引起特别注意。
她像一只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困兽，用尽所有感官，探寻着牢笼的缝隙。
她注意到，编纂所最里面那一排存放地方志和民间杂记的书架，因为光线昏暗、灰尘厚重，平时鲜少有人问津。
那里的管理员是个耳背眼花的老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盹。
而那里的一些非官方编纂的杂记，有时会不经意地记录下一些未被正史采纳的民间见闻，甚至是关于某些地区物资流动、人口变化的零星信息。
这些信息看似无用，但若与其他线索交叉印证，或许能拼凑出某些侧面。
她开始有意识地增加在那片区域停留的时间。
她总是抱着一摞明治时期的官方档案作掩护，然后“顺便”在那排书架前驻足，快速地翻阅那些蒙尘的杂记。
她的动作自然，神情专注，仿佛只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学子。
她从不做笔记，只凭记忆硬背下可能有用的碎片信息，回到宿舍后，再用只有自己才懂的符号，速记在用来打草稿的废纸背面，然后将废纸混入其他演算纸中，等待合适的机会处理。
这是一场无声的、极度耗费心力的较量。
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计算着监视者的视线角度，控制着自己翻阅的速度和表情，不能流露出任何超出“学术研究”范畴的兴趣。
每一次从编纂所出来，她都感觉精神透支，后背被冷汗浸湿。
与此同时，藤原健太郎的“关照”并未停止，只是换了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几天后，程锦云收到通知，她被选入一个由校内著名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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