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蔡京面前，这位自从御史风波后就很少发表见解的宰相朗声道：“臣遵旨！”
随着他语调清晰，娓娓道来，群臣凝神细听，眼神倒是渐渐变得奇异。
平心而论，对于称王建制后安排的六部官员，许多前朝臣子都有异议，觉得虽是功臣优先，但许多职位的安排，也太抬举那些并无政事经验的粗人了。
事实上确实也出现了不少事故，单单是兵部就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尚书丁润的奏章，如侍郎杨志过于苛刻兵员训练，下朝后被堵在路上讨要说法，如侍郎鲁达就因饮酒误事，已经被罚俸一年，下次再出类似的错误就要降职……
但他们确实在适应在改正，而且真有无法胜任的，也重新调离安排，并非一成不变。
现在随着一项项改制的进行，即便是前朝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臣子已经不再是曾经的粗劣之人。
裴宣的《燕律疏议》就是实例。
这显然参考了唐律，比如每条律法都是简明扼要，又重细节，同属于一个罪行，会因为其犯刑的轻重程度，给予不同的量刑，并不一杆子打死。
同时留有余地，言明历朝都该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况加以补充，不必一味遵循旧律，但定罪不可变，不能为了权贵阶层逃避罪责，将某些罪行合法化。
而律法的设定，还是为了让人们避免走上非法的道路，语言的精炼准确，对法律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开端，法律条文不能弯弯绕绕，要力求上到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都可以读懂其中的含义。
如此立法的方式，使得百姓的法律意识增强，知道尊重法律，即便受到冤枉也会先诉诸于法律，寻找正统的解决之法，而不是一味的公报私仇，令公权丧失，如此才能社会安定。
但最令臣子骇然的，莫过于燕律极其重视“公平公正”，甚至明文加上一条，“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其实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法家的“法”，并不是法治，而是为了约束被统治者，集权于上，剥削于下，古代的律法别说对于九五之尊，对于权贵阶级的约束都太小了。
所以它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以身作则的态度，走不了依法治国之路，但仍旧要尽可能地约束权贵阶层，从九五之尊开始。
听完《燕律疏议》后，之前为衍圣公求情的群臣，顿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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