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们都看不下去了，“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加以严厉斥责，要求朝廷严刑禁止，这其实是屁话，“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不改变赋税结构，单靠对那些丢弃溺死孩子的父母行刑，根本毫无作用，事实上朝廷也采取多种措施，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许多地方还愈演愈烈。
李彦在汴京时，觉得汴京百姓生活压力大，在醉生梦死的繁荣之下，是人口的极度拥挤，房子买不起、教育资源不公、权贵践踏律法、无忧洞嚣张掳掠等等，但总体来说，还能活得下去。
出了汴京，才见识到真是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无论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偏偏后来许多文人还各种美化，将宋当做最适居的朝代，也别怪舆论反噬后，网络要夸大宋朝内部起义的次数，冠以历朝之最。
当然，宋朝一开始的政策就是内部维持稳定，再加上笼络读书人之心，底层造反本来就困难，还没有读书人的出谋划策，是很难成气候的，所以宋朝内部起义的次数虽然多，却都掀不起太大风浪，最终年年剥削的财富，便宜了外族。
现在，他要尝试让底层人民组织起来，首先保护自己的家园。
“既然各地乡兵联合，共同抗击辽狗，总要有个称呼……”
柴进出面，让各村搬运尸体，往柴家庄而去，共同商讨如何对敌，途中这位少庄主眼珠转了转，凑了过来：“林兄江湖人称‘全义勇’，大义大勇，名副其实，我想将乡兵联合称为义勇军，不知林兄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