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的蜀中，从过完年以后，气氛就一直是很惶恐的。尤其是作为统治核心的绵竹-成都地区，已经连续爆发了数次政潮。
原因不言自明，中原决战期间，蜀中方面可能是因为偏安和侥幸心态，一直对可能到来的战争视而不见，以至于真的大祸临头后，反而狼狈不堪。
话说，这个时候的蜀中局势，真的是跟别处稍有不同。
从基本盘上来说，本土豪强自然不必多言，拥有人力物力的他们在哪里都是闹事的主旋律和刀把子；当时跟着刘焉一起进来的荆州、三辅、洛阳地区的所谓东州士自然也不必多言，作为外来政治领袖的根基，政治与财富的掠夺欲望也是天然而然。
而且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就是蜀中的主旋律。
除此之外，益州地区同时还有本土道教、板楯蛮、氐人、南蛮等大量旁门左道和少数民族势力，几乎人人有刀枪，个个不可小觑。
不过，这里面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巴蜀地区的本土著族右姓，也就是所谓世代做官的世族了，却居然是在如今的蜀中政坛中缺位，或者说失语的……这就很不长见了！
不过，究其原因倒也简单。
首先，巴蜀地区在后汉一朝文教一直都不发达，益州世族天然弱势。
其次，那就刘焉统治下的益州，本土世族领袖一直缺位，名位最高的成都赵氏（赵典、赵谦一族），恰好董卓之乱前全家就被隔绝到了三辅地区，至今未归；而贾龙、任岐等前期和刘焉达成和睦的本土士人大佬却在刘益州与赵司空之间的隔空对战中沦为炮灰，被刘君郎给过河拆桥，纷纷宰了。
换言之，如今的益州政局其实就是刘焉领着外来东州士，单方面欺压本土势力，而本土势力空有实力，却由于缺乏顶层位置上的士人领袖人物，所以往往难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声音。甚至于，刘焉父子似乎早已经失去了本土士人的信任。
这种奇葩的政治局面，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说不定还能维持，可一旦发生大事，就不免因为失去缓冲和对话渠道，而酿成严重后果了。
回到眼前，这一日，因为汉安守将，别部司马杨洪公然起兵造反，呼应燕军，已经年岁日长且将大部分权力移交给长子的益州牧刘焉，却是在忧心忡忡中难得走出绵竹城，往城外去祭祀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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