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浩然最后才引出这个话题：“杨山长…默许此事？”
程秉谦苦笑：“山长自有其难处。书院维持，修缮屋舍，购置书籍，供养贫寒学子，哪样不需银钱？盐商们的捐助，是书院重要的财源之一。且他们做得颇为雅致，以励学为名，所考内容亦不离经义实务。”
秦浩然默然。
理想与现实，清流与浊流，在这座书院里微妙地共存。
程秉谦忽然道：“秦兄，这些话，本不该与外人说。但我与秦兄颇为投缘，才讲述此事。秦兄知晓便好，莫要深究，更莫要对外人言。”
秦浩然拱手：“多谢程兄坦言。我省得轻重。”
两人又聊了几句学问，便各自散去。
回头看了一眼书院匾额，“资政”二字。
庞大的财富，被制度锁死了直接的政治上升通道，却并未商人甘心。
它们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采取了这种培养代理人，联姻绑定，长期投资的迂回战术，为自己在权力的高墙上寻找缝隙。
今日书院中这些受资助的寒门学子，他日若有一二能身登甲榜，位列朝堂，谁又能说，他们身后没有扬州盐商的影子？他们笔下的奏章，心中的政见，又能有多少超脱于那无形的利益纽带？
在资政书院盘桓数日，秦浩然虽以客居身份，行事低调，但其扎实的经义功底，清晰的逻辑思辨，以及在南京国子监和运河沿途积累的实务见识，仍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旁听讲学时的专注提问，藏书楼中与学子探讨时的独到见解，渐渐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尤其是那些嗅觉敏锐的盐商子弟。
一场关于“开源与节流孰为治国先务”的定期讲会，成为了秦浩然学识的一次小范围亮相。
这本是书院内部分学子与讲师的小型辩论，秦浩然作为客人本只安静聆听。
当辩论陷入引经据典的僵局，一位讲师无意含笑问道：“秦生自南京而来，沿途见闻广博，不知对此题可有高见？”
秦浩然起身拱手，先从《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大学》“生财有大道”破题，阐明“开源”乃富民强国之本。
随即，并未空谈道理，而是结合北上所见：“晚生沿运河北上，见漕船蔽江，关闸林立，此乃开源之动脉。然沿途亦见，漕粮转运，耗米折银，层层加码。
钞关查验，吏役索需，名目繁多。此等损耗，若不能节之，则开源之利，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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