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的煤灰和铁锈。
一个穿着粗布外套的中年人把捏在手里的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那一半递给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同伴。
那年轻人接过去，没有立刻吃，只是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
“《谷物法》又要延续了。”他低声说，声音不重，可每一个字都像是咬着牙挤出来的，“我们每天站在机器旁边十几个小时，干完了活，拿到的那点工钱，买几块面包、一点黄油，就什么也剩不下了。我女人昨天跟我说，家里只剩半个面包了。两个孩子饿着肚子去睡觉，小的那个半夜哭醒，她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
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的工人把酒杯搁在桌上，擦了擦嘴角。“抱怨有什么用？你在这里说的话，那些议员听不见。他们坐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大厅里，讨论着我们的面包该卖多少钱。我们这些人连一张选票都没有——谁替我们说话？谁在乎我们吃不吃得饱饭？”他把杯子往桌上一搁，“没人。从来没有人。”
那个分面包的人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谷物法》一天不废，面包就一天不会便宜。面包不便宜，我们的孩子就一天长不高。可我们能怎么办？我们不能投票，不能演讲，不能写文章——我们不认识字。我们只有这双手。可这双手，现在连一块像样的面包都挣不来了。”
没有人再说话了。烛火在桌上跳着，把几个人的影子投在黑漆漆的墙上，晃来晃去的，像是被困在屋里找不到出口的鸟。
酒馆老板站在柜台后面，擦着那只已经擦过无数遍的酒杯，也没有说话。他也是一个工人出身的老板，他知道那些话不需要回答。
因为这间地下酒馆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他们照常要去工厂，照常要站在机器旁边，照常要在下班后买那几块越来越贵、越来越小的面包。
***
伊丽莎白带着一身寒气走进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时候，玛丽正坐在客厅里享受她的下午茶。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茶几上那壶大吉岭还冒着细细的白雾。
伊丽莎白把披肩解下来递给埃莉诺，坐到玛丽身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把整个议会辩论中憋在胸腔里的闷气全倒了出来。
“这些日子可真是忙坏了。议会里吵吵嚷嚷的，结果最后还是托利党在执政。辉格党给了他们不小的压力，可席位就是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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